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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01月09日_01月09日历史上发生的事件_天气网

时间:2024-02-08 11:33:27 来源:铝圆片

  靖康之变,又称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之耻是指1126年金国攻陷北宋首都汴京,致使宋朝失去中国传统政治中心华北的事件。由于事年发生于宋钦宗靖康年间而得名。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东路由完颜干离不领军攻燕京。西路由粘罕领军直扑太原。东路金兵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见势危,乃禅位于太子赵桓,赵桓在哭哭啼啼中登上皇位,是为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宗翰率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金人要求五百万两黄金及五千万两银币,并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宋钦宗亲自至金人军营议和,被金人拘禁。

  靖康二年(天会五年,1127年)二月丙寅日(3月20日),北宋灭亡(960年1127年),金太宗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贬为庶人,强行脱去二帝龙袍,随行的李若水抱着钦宗身体,斥责金人为狗辈。完颜宗翰初时想招降李若水,过了几天后看无效,就随便让手下处理他。李若水骂不绝口,被宗翰的手下割裂咽喉而死。三月丁酉日(4月20日),金军大肆搜掠后,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随后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监押,包括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一行人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人沿郑州北行,其中还有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携文籍舆图、宝器法物,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等北返。史称“靖康之变”。又因靖康元年为丙午年,亦称此事件为“丙午之耻”。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1256年(理宗宝佑四年)中进士第一名。在贾似道当权时受排挤。1275年,元军进边临安,宋朝廷下诏征勤王兵。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组成万人的义军,北上临安。1276年任右丞相,被派往无军营谈判,被扣留。押解中在镇江逃出,流亡至通州(今江苏南通),从海道到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在福州拥赵为帝,坚持抗元。1277年进兵江西收复了几个县城,使抗无形势大力好转。但不久为元军所败,退入广东。

  1278年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元将张弘范叫他写信招张世杰投降,遭拒绝,书《过零丁洋》诗以明志:

  1283年1月9日(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在柴市被害,从容就义。死后在他的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中国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次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加里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回国后,曾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唐山交通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建国后,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第二届副主席、名誉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九三学社第五至七届中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高级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会员。30年代,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工程技术上的成就曾令国外同行对中国的桥梁建筑工程师刮目相看。50年代,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过程中,茅以升担任由中外专家组成的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解决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的14个难题。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1982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1933年领导设计、修建杭州钱塘江大桥,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他还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1959年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为这个历史性的重大建筑贡献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智慧。茅以升是中国现在桥梁工程学的重要奠基人。作为一名教育家,茅以升在教育界工作的二十余年中当过五所学校的教授、两个大学的校长、两个学院的院长。他积极倡导科普教育,撰写了《桥话》《中国石拱桥》等大量的科普文章。

  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他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桥,不管它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

  茅以升中学毕业后,先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毕业后,由唐山路矿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留美,成为研究生,9月起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到。谁知该校注册处主任傲慢地说:“中国唐山这个学校从来就没听说过,一定要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注册”。经过考试后,茅以升的成绩极佳,便给他注册为桥梁专业研究生。从此以后,唐山路矿学堂毕业生保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的,特许不再经过考试这一关了。茅以升于1917年获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业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桥梁力学第二应力》,这篇论文,在当时具有世界水平,因而荣获加利基理工学院颁发的金质研究奖章。1919年12月,24岁的茅以升毅然回国,在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任教授。茅以升说:“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这14年的努力,好比造桥,为我一生事业建造了坚实的桥墩。”茅以升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江苏省水利局局长,交通部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等职。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从此,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经过5年的努力,茅以升终于将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建成。

  9月26日,是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65周年纪念日。65年前的今天,以茅以升先生为首的我国现代桥梁工程先驱在钱塘江上建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在中国桥梁工程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李伯元(1867-1906年),名宝嘉,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确是不假。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这种情况:“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能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胡适对《官场现形记》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和考据,他的话无疑是有根据的。当然,实际上小说中的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未必完全是影射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包括这一个在内的几个实有人物的集合。比如小说中的华中堂,可能主要指的是荣禄,但也可能包括了其他某些官僚。小说中华中堂回答贾大少爷请教的问题时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华中堂说的这个秘诀,荣禄可能的确说过,但据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载,大学士曹振镛也曾对下属说过,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又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这种情况表明,“多碰头,少说话”实际上已成为晚清官场上通行的做官诀窍,同时也说明《官场现形记》确是如孙宝所说,“多实有其事”,又如胡适所说,“能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1946年1月9日,盟国最高司令部又指示东京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与惩处日本法西斯首要战犯。

  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是梅汝敖、检察官向哲浚,担任助理的法律专家、历史学家是裘劭恒、方福枢、杨寿林、刘子健等。梅汝敖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向哲浚是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

  法庭审讯工作错综复杂。审讯中除规定采劝英美法诉讼程序外,还规定每一个被审讯的战犯除设有自聘的日本律师及辩护人外,都要配置一名美国律师。这些美国律师为一些没有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寻机开脱”。

  事前国民政府不进行充分准备,以为只要法官、检察官的“金口一开、大笔一落”,就能严惩战犯,所以没有准备足够的人证、物证材料,因此,审判一开始,中方代表就陷入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这使代表们痛心疾首,又气又急。

  为了迅速摆脱困境,中国代表立即分头去盟军总部查阅日本内阁和陆军省等几个部门的档案。日本十几年的档案资料,包括文件、作战命令、来往电报等等,难以数计。代表们先是摘抄、翻译、整理出原始材料,然后依据这一些材料拟出发言材料,为此他们夜以继日。有些罪行,日本档案资料没有记载,只可以通过实地调查取得实证。

  如为了搜集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材料,中国代表专程回国调查,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并将此人带到东京出庭作证。经过代表们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中方掌握了大量有力的罪证,这是那些侵华战犯所始料不及的。

  审讯板垣时,为他出庭的辩护律师和证人有15人。在涉及到板垣参与“九·一八”事件时,进攻中国的日军联队长岛本作证说:“我那天晚上在朋友家喝酒,喝得醉熏熏的,回家后就得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报告。

  中国检察官当即打断他的话反问:“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结果,岛本被轰下庭去。这个下马威使板垣的辩护班子乱了手脚。

  中国检察官不仅要先花力气击败日本的律师和证人,还要对付美国律师的辩护。

  土肥原贤二在侵略中国中犯下滔天罪行,出庭时,他的辩护律师竟说土肥原为人厚道。为此,中国检察官严辞反驳,并出示当年奉天特务机关专门用来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报纸。其中一页上载有“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的话。中国检察官说,这是土肥原和板垣两个残害中国人民凶狠如虎的写照。但美国律师竟为之辩护说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被告无关。中国检察官冷静地解释地道:“‘谈虎色变’,是说土肥原、板垣两人凶狠如虎,人们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脸色都变了。”美国律师无言以答,全场哄堂大笑。

  中国法官从开庭到最后宣判,用了8天时间,宣读了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东条、松井、土肥原、板垣、广田等战争罪犯终被送上绞刑架。

  阿斯旺水坝(AswanHighDam)位于埃及开罗以南900公里的尼罗河畔.尼罗河美丽的自然景观,舒适的热带气候,丰富的文物古迹和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坝,使阿斯旺的旅游业特别发达.水坝的建设自1960开始,历时10年,耗资9亿美元,站在111米的阿斯旺水坝上,脚下波涛翻滚的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被拦腰截断,放眼南望是宽15公里长500多公里的纳赛尔湖,这座世界第二大人工湖吞下尼罗河的全年径流,实现河水多年调节,使1964年的洪水,1972年的干旱,1975年的特大洪峰和1982年以来的持续低水位都化险为夷。在几乎全非洲都在闹饥荒的时候,埃及的粮食基本自给自足。

  巴拿马运河是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航运水道。1881年动工开凿。1903年,美国政府通过它强加给巴拿马的美巴条约,攫取了开凿运河的权利和对运河区的永久租让权。在施工中,约有六七万名劳工丧生。

  巴拿马运河1914年凿通后,美国把运河区变成国中之国,由美国政府任命总督,升美国国旗,实行美国法律、驻美国军队、每年从运河税中掠夺走1亿多美元。

  巴拿马人民不断为收回运河主权进行斗争。1964年1月,巴拿马掀起了震撼世界的反美斗争风暴。1月9日,一批学生要求在巴拿马运河区升起巴拿马国旗,遭到美军。当天3万巴拿马人集合起来要求进入运河区并在那里升起巴拿马国旗,美军屠杀群众。愤怒的人们袭击了美国大使馆,焚烧美国新闻处,许多城市群众罢工、罢课、罢市,抗议美国暴行,要求收回运河主权。

  1965年,巴拿马政府规定1月9日为“全国哀悼日”。号召人民继续斗争,直至1977年9月7日,美国被迫和巴拿马政府签署了新的美巴条约,取消美永久性占有的特权。巴拿马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石油输出国组织(英语:OrganizationofthePetroleumExportingCountries,OPEC;简称欧佩克、油盟或油组)是一个国际组织。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为共同对付西方石油公司和维护石油收入,1960年9月10日由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代表在巴格达开会商议成立一个协调机构,9月14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正式宣告成立。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成立另一个重叠的组织,名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rganizationofArabPetroleumExportingCountries,OAPEC),来集中向支持以色列的西方施压。就算不是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埃及和叙利亚亦加入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以协助达成其目标。1968年1月9日由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利比亚三国创建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总部设在科威特。巴以冲突的出现终于引致欧佩克由一个仅仅的企业联合转形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其后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爆发更坚固了阿拉伯国家的这个选择。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紧急补给,使以军能抵挡住埃及和叙利亚军队,愤怒的阿拉伯世界于1973年对美国、西欧和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使1970年代初期,西方大型的石油公司集团突然面对一批联合的产油国。

  梁思成是我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的主要倡导人之一梁启超的长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解放以前,他就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研究传统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任职,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工作。全国解放以后,他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规划设计。还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就是他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共同设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10日,新政协筹委会在《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刊登了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当时梁思成是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另外,他和夫人林徽因都是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的负责人。

  国徽征稿结束时,共收到900多件设计图案,但都未被选中,政协筹委会决定把设计国徽的任务交给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梁思成夫妇认真分析了征集来的国徽资料,首先明确了国徽和商标的区别,认为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它应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意志,一个政党的主张。中国的国徽要有中国的特征,政权特征,形式也要庄严富丽,要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经过几个月不分昼夜的奋战,国徽图案终于诞生了。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却在终评的前一天双双病倒了,只得让秘书去参加评选工作。

  评选会议在怀仁堂举行,周恩来总理也参加了这次国徽评选会,他和评委们一起仔细审视了中央美院和梁思成夫妇领导的清华大学小组设计的两枚国徽图案,并进行了认真地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赞成采用梁思成夫妇设计的图案,但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要求一两天内画好正式图纸,送政协全员会议审查。

  梁思成夫妇根据周总理和国徽评选委员会的意见,组织清徽小组用两天时间重新绘制了大幅国徽图案,并在图版下方写了国徽图案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齿轮和麦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直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这一段伟大的革命历程。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会上,在主席的提议下,全体代表起立,鼓掌通过了梁思成夫妇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

  除此之外,梁思成还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他被作为“复古”的典型而被批判并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都被没收。1972年,梁思成在贫病中去世。文革过后宣布对梁思成“恢复名誉”。

  1980年1月9日。沙特与美国双方官员早就声称去年11月份进攻麦加大寺的事件是伊朗什叶派教徒干的。当曾经参加这场轰动世界的进攻事件的63人被砍头时,沙美双方的早期声明又发生了矛盾。被处决的63人中无一人是伊朗人,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位自诩为预言家的沙特人,叫朱赛·莫宾·赛夫。

  在实际上是一次沙特叛乱中,他是军事指挥官。这63人中,有41名是沙特人,10名是埃及人,6名是南也门人,3名是科威特人,1名也门人,1名苏丹人和1名伊拉克人。这次进攻不是由少数人发起的,根据沙特阿拉伯所统计的数字,有700多人参加了这次反叛。在导致政府收复寺的战在导致政府收复清线人受伤。官方声明说,一些向反叛者提供武器和一些在进攻中帮助过他们的俘虏,在两年内将经受“宗教再教育”。

  1978年5月,在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中挖掘出了一套罕见的古乐器。这套乐器由65件大小不等、音调不同的青铜钟组成,悬挂在架子上,叫做编钟。编钟是我国古代用于祭祀、庆典和宴会的古乐器。这套编钟出土时分三层悬挂在钟架上。最上层的是钮钟,共19件。钮钟最大的重11.4公斤,最小的重2.4公斤。中间和下层的钟叫甬钟,共45件,其中最大的重203.6公斤,最小的重8.3公斤。每件甬钟外表都刻有“曾乙侯乍时”和有关音乐内容的铭文。钮钟和甬钟上共有铭文2800多字。根据测音和铭文的内容,知道钮钟是定调的,每个钮钟上有两个乐音。中层甬钟有三个半八度音阶,能演奏古今中外的一些乐曲。而且每组甬钟都可以单独奏曲,音色优美,声音清脆嘹亮,悦耳动听。下层甬钟形大体重,声音深沉宏亮,在演奏时起烘托气氛与和声的作用。

  编钟的钟架是铜木结构。全长10米左右,上下3层,通高2.73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人形园柱承托,托住了总重量达3500多公斤的65个编钟,历时两千年,至今依然完好无损。钟架旁,还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槌,作为敲钟工具;两根彩绘长棒,作为撞钟工具。

  1983年1月9日,曾侯乙墓编钟的复制品在武汉通过誉定。现在,用曾侯乙墓编钟的复制品演奏的古代乐曲,作为一个新节目,吸引了无数音乐爱好者,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广泛的兴趣。

  1983年1月9日,位于中美洲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巴拿马四国的外长在巴拿马的孔塔多拉岛举行会议,专门就解决中美洲争端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协商,并通过了《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倡议》,呼吁中美洲五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直接谈判,要求一切外国军事顾问从这一地区撤出,停止向这里输送武器。从此,国际上把这四个国家称为“孔塔多拉集团”。

  孔塔多拉岛位于太平洋巴拿马湾内距巴拿巴城东南约80公里处,是珍珠群岛中离陆地最近的一个岛,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孔塔多拉一词,在西班牙语中有计算、清点的意思。关于它的命名还有一段趣闻。1513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博亚从大西洋登陆,越过巴拿巴地峡,到达印地安人称为南海的太平洋。不久,殖民者的铁蹄踏遍了太平洋巴拿马湾的一百多个大小岛屿,在岛上发现了不计其数的珍珠,因此把这些岛屿命名为珍珠群岛。他们把各个岛上的珍珠收集到离陆地最近的岛上清点数目,装船运往欧洲。日久天长,清点数目—“孔塔多拉”就成了这个小岛的名字。

  孔塔多拉集团成立后,要求中美洲各国放弃武力对抗,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努力以和平谈判手段解决中美洲各国间的争端问题。孔塔多拉集团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或任何其他几个国家插足中美洲国家的内部事务,或在中美洲划分势力范围。它不止一次地向美、苏、古巴等有关国家领导人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停止干涉中美洲国家事务,让中美洲国家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本地区问题。为和平解决中美洲冲突,孔塔多拉集团国家不仅自己召开过多次会议,而且还与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有关国家共同召开过九国外长会议,谋求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的方案。1983年7月17日,孔塔多拉集团国家还在墨西哥的坎昆城召开会议,并发表了《关于中美洲和平的坎昆宣言》。重申国家自主权平等、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内进行合作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各项原则,提出停止外来干涉、撤走外国军事顾问、停止武器出售等项建议。这是孔塔多拉集团为解决中美洲问题所采取的又一重要步骤。

  1984年9月,孔塔多拉集团国家又拟定了《中美洲和平条约(草案)》,并为签署和实现这一条约草案进行了大量外交活动。集团为维护中美洲的稳定与和平所进行的活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曾作出决议,要求孔塔多拉集团随时向安理会通报它的工作情况,并呼吁有关国家与这个集团充分合作。

  西湾大桥(葡文名称为PontedeSaiVan),是澳门第三条连接澳门半岛和仔岛的跨海桥。澳门的两个入口位于澳门旅游塔附近和妈阁对开新填海地区。仔岛入口位于海洋花园附近。

  西湾大桥为竖琴斜拉式,全长约2,200米,宽度28米,而主跨距离180米,变成全球上双层混凝土桥梁的最大跨度,是三条澳门跨海大桥中最短及最宽的一条。桥面六线双向行车,桥内有一内层行车通道,使得车辆可在台风袭澳时行经此桥。内层通道亦有预留位置兴建澳门轻轨(研拟中)。

  西湾大桥是澳门回归后策划和建造的,于2002年10月8日动工兴建,主桥于2004年6月28日合龙。2004年12月1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主持落成礼,并于2005年1月9日正式通车。西湾大桥现时受《西湾大桥规章》所管制。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王忠诚,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稀土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徐光宪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忠诚被称为“万颅之魂”,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开创者之一;他也是唯一获得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最高荣誉奖章”的中国人,保持着该领域多项世界纪录;1925年,王忠诚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贫寒家庭,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父母靠着摆地摊、卖杂货艰辛度日。家里的女孩都未能上学,男孩最多上到初中。但在王忠诚的坚决要求下,他靠着自己半工半读,成为全家唯一的大学生。1949年,从北平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24岁的王忠诚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该奖每四年颁发一次,用于鼓励在国际神经外科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医生。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从始至终保持世界第一。

  徐光宪,1920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父亲徐宜况曾是律师。在圣路易城华盛顿大学化工系研究院攻读半年后,徐光宪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主修量子化学,并获“校聘助教”奖学金。先后当选美国PhiLamdaUpsilon荣誉化学会会员和SigmaXi荣誉科学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徐光宪回国开授《物理化学》、《核物理导论》等课程,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放射化学人才;他所编写的《物质结构》一书,曾获国家优秀教材特等奖,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是该课程全国唯一的统编教材,影响了几代人。1972年,北大化学系接到紧急军工任务分离稀土元素中性质最相近的“孪生兄弟”镨和钕,徐光宪和同事们接下了这项任务。他所创立并一直在改进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及其工艺,令高纯度稀土产品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下降了四分之三,使中国生产的单一高纯度稀土产品至今占世界产量的九成以上,每年为国家增收数亿元,国际稀土界纷纷惊呼“ChinaImpact(中国冲击)”。为此,徐光宪被称作“稀土界的袁隆平”。